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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出神品一则小说的笔记簿（第2页）

历言：某字某字皆与图谱相合，某字因年久铭文剥蚀，某字因拓手不精，故有漫漶，实非赝物云云。

门生见之大笑。

我在十三年前初读此篇，是后不能或忘。

就像先前那位表叔的故事一般，每当有个什么场合，让我想起拓碑、钟鼎文、古印图谱、古董造假、晚生后学造反，让老师前辈栽一大筋斗，抑或是伪知识却使认真而缺乏幽默感的教授先生们皓首穷经，不得悬解，乃至一枚刚出炉的烧饼之类的物事，我都会立刻想到阮元阴沟里翻船的这个例子。

同样地，我也一直没忘了要替这位好开玩笑的学生捏造一副姓字、一则身世、一个背景，再打造出一套叛逆学子的故事——这一回几乎成功；一篇至今尚未脱稿的《王梅庵生卒年考》写就了四千六百余字，但是终未续完。

原因是：那是一枚独特的烧饼，一如表叔就是那样独特的一位表叔，置之于任何其他的文本之中，都不如让斯人斯物留存在“笔记”

之中更为鲜活有力。

也许，我在日后的某一契机召唤之下，终于还是把表叔请进了《大荒野》传奇系列的车站，把烧饼装进了《王梅庵生卒年考》的袖筒；然而，这样做只能让小说添些趣味，却谋杀了笔记。

笔记的价值在其多元检索

中国古典之中的笔记何啻万千？述史者有之，论文者有之，研经者有之，纪实者有之。

异方殊俗之珍闻轶事者，辄笔而记之；骚人墨客之趣言妙行者，辄笔而记之；某山某水有奇石怪木者，某诗某曲有另字旁腔者，亦不得不笔而记之。

王公贵族、硕学鸿儒是不免要入笔记的，贩夫走卒、妖僧侠丐也往往厕身其间，点缀着一则又一则动人心弦的市井灯火。

笔记之庞杂、浩瀚，之琳琅满目、巨细靡遗，连百科全书一词皆不足以名状。

总的看来，笔记可以说就是一套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生活总志。

当然，知识分子的吊梢眼长在高额上。

从某些特定的文化批判论角度去理解，大部分的笔记其实暴露了文人们拂拭不掉的阶级气味，也彰显出书写这件事在中国古代所未及（或未能）深探的专业技术细节——比方说，即使像《天工开物》这样力图保存工匠实务纪录的小册子都往往只能知其然而说不出所以然地写道：“凡酿蜜蜂，普天皆有；唯蔗盛之乡，则蜜蜂自然减少。”

（卷上·甘嗜·蜂蜜）

非徒此也，笔记还有一个令现代人不悦的缺点：绝大部分的笔记常叫人无从检索。

作者随闻随记，前后文略无安排。

即使某些大部头的名著确实有“目录卷”

，亦多粗疏简陋。

像《太平广记》卷九六的《鸱鸠和尚》被归入“异僧”

之类，卷四一五的《僧智通》被归入“木怪”

之类。

这两个故事原本出自《云溪友议》和《酉阳杂俎》，原书并无分类；一旦分了类，读者先就以其类别名目认识这两个故事。

但是，如果用“木怪”

一类之所以成立的逻辑来看，将《鸱鸠和尚》置入“禽鸟”

类亦无不可；如果用“异僧”

一类之所以成立的逻辑来看，将《僧智通》置入“异僧”

类也非失当。

反而是从这种分门别类的游移度上，让我想起了笔记这种体制的一个本质属性的问题——也许笔记作者的随闻随记、不着门类正因为笔记不该是一种（或者不该只是一种）“有特定阅读目的而设计其特定检索方式”

的文本。

就拿前面提到的两则故事来说：表叔的故事不该被归入“盗贼”

类、“黑帮”

类、“乡巴佬”

类甚至“烟盒”

类；《古鼎》也不该被归入“艺苑”

类、“金石”

类、“古董”

类甚至“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