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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来不及找到一则小说的材料库（第4页）

命名为野乘、家乘、杂记、杂录、纪闻、纪实、外史、小史、琐语、屑语、戏志、偶谈、识余、邸抄……诚如胡适生前在台湾大学演讲所谓：“著作既非谋利求名，更不料能流传至今。”

此一在“艺术转化”

上也好，在“现实功能”

上也好，皆取姿甚低的笔记写作无意间体现了我所谓中国叙述学的重要精神：降低“写作”

意义（包括作家及身可享的名利及作品流传可久的影响）使之趋近于俗见之“材料”

的精神。

在这里，炼金术的神话全然不存在。

胡适在同一篇讲稿中如此提道：“笔记小说极有历史价值，可补正史之不足，以供在消遣中而达研究史学之目的。”

这固然是一位重视历史真相发掘的学者（在当时）十分具有洞察力的见解，然而，这仍是站在一个史学家的立场上必欲天罗地网、搜求边际知识，以“补正统”

之不足的疾呼。

如果从一个文学家——尤其是有感于“现代中国小说其实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

的小说家——的观察来看，笔记这个传统其实恰恰示范了一种“更不料能流传至今”

的思想。

是的，一个示范者未必有心虑之、有意探之的思想。

简而述之，这个思想——遗憾的是卡夫卡来不及找到——其实是写作者透过一种趋近于零的低度书写方式，一种近乎“格物”

的方式，在叙述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寻觅、认识自我的方式。

是否能“补正史之不足”

？一点儿也不重要；它是材料本身的哲学。

这个哲学的核心问题将在作家向世界、向自然、向“他的时代”

展开抄袭行动之际逼近，使作家不至于被炼金术士“艺术转化”

的神话所迷惑，而此一核心问题是：我为什么对这样的材料有兴趣？

卡夫卡始终没问过的

詹努克——经卡夫卡启蒙多时的小友——一次走进卡夫卡的办公室，看他满脸厌恶地瞪着桌上一本褐色的大书，并指责道：“你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放在我桌上！”

詹努克说：“一本书。”

然而卡夫卡恼了：原来那是一本由人造皮装订起来、里头包着一叠灰绿色的办公室空白用纸的书。

“它是什么意思呢？”

卡夫卡激动地说，“这本不是书的书，有何意图呢？”

“也许，”

詹努克小心地说，“它不是要给你的。

我认得塞戴，他是介绍所的清洁工，对装订书本很有兴趣，也许这本书是他为别人做的。”

事实的确如詹努克所言：人造皮无字书不是对卡夫卡的讽刺，而是塞戴做给卡夫卡的同事特里莫用的笔记本。

卡夫卡居然仍旧义正词严地表示：

我的行为你一定觉得很可笑，可是我情不自禁如此。

一切虚假的外貌令我惊骇，“好像”

永远是邪恶的记号，直扑你的眼。

世上再也没有比虚假更恶的东西，它只有带来反效果。

犹如不停地祷告忏悔，却仍一而再、再而三情不自禁，纵欲花街的年轻的奥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354—430），卡夫卡伟大的作品从来没有真正把他从栅栏、樊笼或纸牢中释放出来（他真诚叫嚷的孤独、苦闷、禁锢的灵魂……却像瘟疫一样传染给好几代的青春少年），他之所以未曾脱离囚闭，难道会是因为文学——特别是小说——之于他只合是无休无止的治疗仪式吗？我无从获知这疑问的答案。

我只知道：卡夫卡从未来得及在一趋近于零的低度写作里浸润涵泳，他的谦逊过于高傲，他的敏感又过于哲学；如果他能找到中国笔记丛林——那座卡夫卡式的迷宫，他在目睹那本人造皮无字书时的反应是：这样一本书是怎么装订起来的，他要向塞戴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