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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九章 华夏文明的复兴（第2页）

韩文公一立，谁还敢在提程朱理学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东西。

儒家有了新机遇，一篇篇华彩文章开始在报纸上冒头，虽然内容空乏，但已经有了方向。

特别是那些坐火车去看西伯利亚那片广阔疆土的学者们的诗风。

经受了大自然宽广辽阔的影响，开始打破明清以来文化思想上的枷锁，变得豪迈狂放而又富有想象起来。

诗词这种很难从哲学上解释清楚的东西，突然玄之又玄地发力，或许诗词本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中国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强大的感觉，这有点像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变化，不是因为有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一些大师。

而是那种从上层社会到底层平民突然间的一种精神上升。

首先是文人们的思想开始产生变化，文人尚武之风开始兴起，文人们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以佩剑带枪为荣，一时间中国的手枪销售市场火暴异常，各种雕花手枪、镀银、镀金等高端手枪开始走俏。

更有意思的是汉服在袁世凯称帝时昙花一现后，就被文人们贬低得一无事处，这时人们又悄悄地穿了起来。

日本朝日新闻的评论中酸酸的说道，中国在全世界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一夜间变回了曾经的天朝帝国。

中国的这种变化也开始在官场上出现，一位武汉的官员穿着一身汉服与一位英国领事见面，那位领事分不清汉服和日本和服的区别，那位英国领事对那位武汉官员疑问：“你们中国人怎么开始喜欢穿日本人的服装了。”

结果那位官员，袍袖一甩，向那位英国领事，把自已这身汉服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从历史传承到服饰意义讲述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那位英国领事摇摇头发表了感慨，你们中国人真是奇怪，好像一夜之间，换了身衣服后连人也换了。

洋人确实弄不明白，中国官员怎么一下子就变得有了骨气，别说外国人弄不明白，就是身处其中的中国人自己也弄不太明白。

那位英国领事在泰晤士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突然间找回了自信。

对比了他以前所见到中国官员的形象和今天他所见到的中国官员形象。

这个比喻很声动，其中他还举了几个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最后他评论自己更愿意与现在同他平等对话的中国官员进行工作和交流，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官员身上许多不一样的东西，高深的文化修养，中庸冷静的头脑，处事的细致与条理分明，惊人的记忆能力。

最后那位领事还说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一次他见一位县令向他的上级道台大人汇报工作，那位县令只凭记忆就将他所治理的那个县城几个月来的大小事情进行总结汇报。

而那位道台大人一边听取汇报一边寻问，两人都没有看那份书面汇报材料，我出于好奇得到了道台大人的允许，拿过那份汇报材料。

听着那位县令的陈述，我惊讶的发现，县令汇报的内容与那份汇报材料竞然一字不差。

我在惊讶之余，将那份材料交给那位道台大人，希望他过下目欣赏他手下这位县令的惊人记忆力。

没想到的是，那位道台大人竞然拒绝看那份材料，在我不信的眼神下，他笑着背诵起那位县令向他汇报的内容。

虽然未能做到一字不差，但基本上他都说对了，要知道这位道台大人只听了一遍手下县令的汇报。

这样的能力在欧州官员包括英国官员当中是不可想象的。

但那位中国的道台大人告诉我。

记忆是中国学者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的一个基本素质。

我突然对中国着了迷。

那个曾经在我眼里，懒惰、狡猾、奸诈、胆小的中国，突然间全都变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中国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我听中国人说出各种各样的解释。

有的说是因为迁都改变了中国的风水、有的说委员长有帝王之气。

还有许多古古怪怪的解释，但我觉着前两种解释还是值得相信的，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我想我会用很长一段时间留在中国观察思考！

是的中国人找回了自信！

这是连李长庚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官员们的变化还算理智的话，那么年轻人就几呼陷入了疯狂之中，国社党青年团的徽章成了年轻人最向往的宝物。

如果一个男学生，集齐了一枚青年团徽章、一把宝剑、一把手枪、一身汉服四件套的话，那么他就绝对是这个学校最风骚的人物。

一些学校也从善如流地开设了射击课、博击课、剑道课！

学生们再不以能背诵西洋诗、穿日本学生装、上街游行罢课等活动为荣。

而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复兴党党首李长庚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崇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