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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什么汉武帝时儒教充满血腥（第2页）

而且法家比较讲究实用，不喜欢繁文缛节，儒家却擅长搞大场面，比如武帝时封禅泰山的无聊把戏，就是在儒家的鼓动下搞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还因为无法去现场观礼而气得吐血，郁郁而亡。

你想想，他们对刘家王朝的代入感有多强。

我们再看另一个故事。

汉景帝时代，有个齐地的儒生叫辕固，是《诗经》博士，也就是皇帝身边的顾问。

皇帝的老妈窦太后不喜欢儒学，有一次召见他，问《老子》这书怎么样。

辕固竟然说：“此家人言耳。”

当时人所说的“家人”

，是平民百姓的意思，辕固是说，《老子》讲的都是些下等人喜欢的东西，意义不大。

窦太后火冒三丈，骂道：“安得司空城旦书乎？”

在汉代，司空是管理囚犯的官员，城旦是一种刑徒的名字，据说这种刑徒每到天蒙蒙亮，就要被赶去筑城，所以叫城旦。

我个人不相信这个说法，而认为这是个连绵词，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说。

窦太后的意思是，怎么比得上你那讲刑律的书呢？随即下令将辕固扔到猛兽圈里去，和野猪搏斗。

辕固那时已经七老八十，好在景帝不忍，给了他一支锋利的武器，他竟然把野猪刺死了。

从中可以看出，窦太后够残忍的，但她为什么说儒家更残忍呢？这也是有原因的。

当时的儒家多学习《公羊传》，董仲舒就是汉景帝时期开始任博士的，很多朝廷政策，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公羊家的影响。

《公羊传》是齐地的学问，而辕固是齐地的儒生，所以窦太后把这些人都看成一伙。

公羊家喜欢以《春秋》决狱，原心定罪。

我们所知道的三纲五常，就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其实这些观点原先是法家的，后来被儒家借用。

清代的俞正燮曾经指出，“《公羊传》集酷吏佞臣之言，附之经义，汉人便之，谓之通经致用”

，还说，其时的公羊家，“惨刻过申、商，而托名儒者”

。

当然，公羊家的思想本也来自先秦，只是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俞正燮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

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好像一副很仁慈的样子，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汉书·酷吏传》里，大半的狠角色都出自武帝一朝，他以“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

而闻名。

敢于把小案办成大案的，即使有错，也可以容忍；但把大案办成小案的，必定杀头。

后者在法律上，叫“见知故纵”

。

汉武帝这么做，跟他有公羊儒学作为支持，是有很大关系的。

公羊学的要义，首先是“定于一尊”

，尊君卑臣，给皇帝的无上权威提供合法性。

有了这样的理论，皇帝不但可以为所欲为，还能占据道德制高点。

我们先来看看淮南王刘安的大狱。

元狩元年（前122）十一月，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

刘安的父亲淮南王刘长，是被文帝活活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