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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资料 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内外蒙古分离运动分析（第19页）

但是请问。

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

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

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

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

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

“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

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

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

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

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

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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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30

[蒙古问题]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提要：斯大林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介石对于立的辩解词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

（以下转自《蒋经国自述》）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

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

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

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

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

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