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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儒术之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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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儒术之兴

中国自汉以后，儒术盛行，其事实始于武帝，此人人能言之。

然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也。

武帝之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

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

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

《汉书·武帝本纪》：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丞相绾卫绾。

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此与后来之立《五经》博士，建元五年（前136）。

为置弟子元朔五年（前124）。

同其功。

利禄之途，一开一塞，实儒术兴盛之大原因也。

而武帝于其元年行之，《赞》所由美其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

《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案本纪：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仲舒对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举孝廉，则不得云仲舒发之。

《通鉴》乃系其事于建元元年（前140），云不知在何时，惟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著于纪，故系之。

又疑纪言是年十一月初举孝廉为误。

见《考异》。

后人并有谓仲舒对策，实在建元元年者。

然《封禅书》谓建元六年（前135）窦大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汉书·郊祀志》无此四字，盖为钞胥所删，昔人钞书，随手删节处甚多。

自唐以前，《汉书》之传习，较《史记》为广，故其见删节亦较甚。

《史》、《汉》相同处，《汉书》辞句，率较《史记》为简由此。

后人谓孟坚有意为之，据之以言文字，则大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