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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决非我的发明创造,国外不乏先例。
这样一来,我们的校史就要延伸到两千来年,要居世界第一了。
就算是两千来年吧,我们的北大还要照样存在下去的,也许三千年,四千年,谁又敢说不行呢?同将来的历史比较起来,活了两千年也只能算是如日中天,我们的学校远远没有达到耄耋之年。
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书面的记载里,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
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
在过去九十年中,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人数无法统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母校的回忆。
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显赫的名字。
离开这一些人,中国近代史的写法恐怕就要改变。
这当然只是极少数人。
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尽管知名度不尽相同,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个人的情况错综复杂,他们的工作岗位五花八门。
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
母校像是一块大磁石吸引住了他们的心,让他们那记忆的丝缕永远同母校挂在一起:挂在巍峨的红楼上面,挂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挂在燕园的四时不同的景光上面。
春天的桃杏藤萝,夏天的绿叶红荷,秋天的红叶黄花,冬天的青松瑞雪,甚至临湖轩的修篁,红湖岸边的古松,夜晚大图书馆的灯影,绿茵上飘动的琅琅书声,所有这一切无不挂上校友们回忆的丝缕,他们的梦永远萦绕在未名湖畔。
《沙恭达罗》里面有一首著名的诗: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
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北大校友们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吗!
至于我自己,我七十多年的一生(我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并不想就要做结论),除了当过一年高中国文教员,在国外工作了几年以外,唯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占了我一生的一半还要多。
我于1946年深秋回到故都,学校派人到车站去接。
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我真有点悲从中来。
我离开故都已经十几年了,身处万里以外的异域,作为一个海外游子经常给自己描绘重逢的欢悦情景。
谁又能想到,重逢竟是这般凄苦!我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ldo;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
&rdo;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更深秋的深秋。
到了学校以后,我被安置在红楼三层楼上。
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行刑杀人的地方,传说里面有鬼叫声。
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神。
但是,在当时,整个红楼上下五层,寥寥落落,只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电灯不明,在楼道的薄暗处真仿佛有鬼影飘忽。
走过长长的楼道,听到自己的足音回荡,颇疑非置身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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