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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法治状况之历史分析（第4页）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是施行恶法，还是施行良法，都从来没有过敢于或能够将数十万罪犯编成大军且屡战屡胜的先例。

只有秦帝国，尚且是轰然倒塌之际的秦帝国，做到了这一点。

就其本质而言，这是法治史上极具探究价值的重大事件。

它向法治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人民的心灵对法治的企盼究竟何在？社会群体对法治的要求究竟何在？只要法治真正地实现了公平与正义原则，它所获得的社会回报又将如何，它的步伐会有多么坚实，它的凝聚力与社会矛盾化解力会有何等强大。

可惜，这一切都被历史的烟雾湮没了。

轰然倒塌之际，秦法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可见秦法之常态状况。

法治的良恶本质，不在轻刑重刑，而在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

其五，认知作为秦法源头的商鞅的进步法治理念。

由于对帝国法治的整体否定，当代意识对作为帝国法治源头的商鞅变法也采取了简单化方法，理论给予局部肯定的同时，却拒绝发掘其具体的法治遗产。

对《商君书》这一最为经典的帝国法治文献，更少给予客观深入的研究，《商君书》蕴藏的极具现实意义的进步法治理念，几乎被当代人完全淡忘，只肆意指控其为“苛法”

，很少作出应有的论证。

帝国法治基于社会平衡性而生发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可以从已经被久久淡漠的商鞅的法治思想中看到明确根基。

《商君书》所体现的立法与执法的基本思想，在其变法实践与后来的帝国法治实践中，都得到了鲜明体现。

唯其被执意淡漠，有必要重复申明这些已经被有意遗忘的基本思想。

一则，“法以爱民”

的立法思想。

《商君书》开篇《更法》，便申明了一个基本主张：“法者，所以爱民也。

礼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这是由立法思想讲到变法的必要：因为法治的目标在于爱民，礼仪的目标在于方便国事；所以，要使国家强大，就不能沿袭旧法，不能因循旧制，就要变法。

在《定分》篇中，商鞅又有“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之说。

凡此，足见商鞅立法思想的人民性，在古代社会是绝无仅有的。

在诸多的中国古代立法论说中，商鞅的“法以爱民”

“法令民之命”

的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是明确无误的，但也是最为后世有意忽视的，诚匪夷所思也。

商鞅这一立法思想，决定了秦法功效的本质。

秦国变法的第二年，秦人“大悦”

。

若非能够真实给民众带来好处，何来社会大悦？

二则，“去强弱民”

的立法目标原则。

所谓“强”

，这里指野蛮不法。

所谓“弱”

，这里指祛除（弱化）野蛮不法的民风。

这一思想的完整真实表意，应该是：要祛除不法强悍快意恩仇私斗成风的民风民俗，使民成为奉公守法勇于公战的国民。

也就是说，“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