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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团成员的婚事（第1页）

“越南密战（..）”

！

顾问团成员的婚事

当然，世界上没有一切都顺利的时候。

1952年雨季对邓逸凡来说毕竟是有些不愉快的。

入越将近两年了，他没有回国探亲和休养，原因大概在于他和妻子之间在感情上的隔阂越来越深了。

这年夏天，他接连收到来信，妻子明白地告诉他，分手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邓逸凡复信同意离婚，表示自己还将留在越南一段时间，在北京当办的事情，由她在北京办就是了。

在雨季的越南丛林里，邓逸凡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离婚对邓逸凡难免有影响。

他本来说话就不算多，在这个夏天似乎更沉默了。

作者在几十年后与他谈起此事，他只是淡淡一笑说：“没什么。”

不过，在自身感情生活遇到挫折之际，他非常关心部下们的生活和婚姻，只要了解到哪个顾问还没有结婚，他总是慷慨地准以假期，让年轻的顾问回国相亲。

再残酷的战争也阻挡不住人类的爱情。

当时，师级顾问大都有了眷属，团一级军官都很年轻，凡尚未结婚的，邓逸凡都批准回国寻结良缘。

这一切自然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特点，回想起来每个人都感慨万分。

1989年夏天，当年的顾问团成员聂如惠深情地回忆了她的婚姻：

我是贵州盘县人，1930年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云南昆明上高中，在学生运动高潮中，先参加“民青”

，又于1949年年初加入地下党，当年秋离开昆明进入滇北参加了“边纵”

独立团。

建国以后我来到昆明，在云南军区办的速成中学当教员。

1952年夏，周耀华从越南到昆明休假，我想一定是领导上有意安排，总之是在我们学校教务主任的家里，我们第一次见面了。

周耀华是河北藁城人，比我大7岁，那年29岁。

初次见面，我们彼此印象不错。

从那天以后，周耀华天天派他的警卫员给我送一封信，每天读他的信成了我的一桩大事。

年轻的警卫员来得勤，信还非得送到我手里不可，不能转交。

学校的协理员不知道怎么一下子不乐意了，为这事我和他吵了一次。

协理员的“无情阻挠”

使我和周耀华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距离第一次见面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军区同意我随周耀华去越南军事顾问团，我就此成为团部的工作人员，留在顾问团团部当书记员，担负抄写和文件管理。

到了越南以后，周耀华赶着参加西北战役，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在越北，我工作到1953年的秋天，在又一个旱季到来之前和丈夫一起回到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