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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略转移做准备（第1页）

“越南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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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略转移做准备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对越南战场的战略、战役指导愈加细致；另外，中共中央联络部于1951年成立，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从驻苏联大使任上归国，就任中联部第一任部长。

中联部内专门设置了“越南处”

，有“越南通”

之称的张翼奉命从越南南方归国，就任越南处处长。

张翼，1913年出生于越南南方一个华侨家庭，1922年回中国读书，1934年参加革命。

20世纪30年代，他就读于北平的中国大学文学系，1938年入党，同年转移到上海。

在上海，张翼不幸患了肺结核，到广东汕头养病。

不久，经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批准，他回越南南方休养。

在越南，张翼参加了越南南方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曾任越南南部华侨解放联合总会主任，和越共领导人黎笋、黎德寿等人有许多工作往来，彼此十分熟悉。

在张翼之后，还有几位在越南工作过的干部调进中联部越南处，组成处理越南问题的工作班子，其中有曾于1950年跟随陈赓入越的周毅之。

从1952年5月开始，越军着手进行西北战役的准备，成立了红河左岸战区，负责经略红河以西以富寿、安沛为中心的根据地。

该地区将成为越军进军西北的重要通道和补给基地。

杨友棉被任命为左岸战区司令员，杜梅任政委。

杜梅于1917年2月2日出身于河内清池县东美乡一个农民家庭，1936年当上了油漆工，同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

1941年杜梅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但他于1945年越狱，重新投入了战斗。

在抗法战争中，杜梅先后担任河东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等职。

就任红河左岸战区政委，使杜梅首次担任战略方向上的重要职务。

后来，1991年6月27日，杜梅担任了越共中央总书记。

1952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罗贵波，明确了在越南的两个顾问团的统一领导问题：“韦国清由于健康一直不好，不能回越南工作，军事顾问团即由你来兼任团长，梅嘉生任第一副团长，邓逸凡任第二副团长。

前方实际工作即在你的指导之下，由梅、邓二人负责处理。”

越南劳动党中央决定从5月开始在全军进行政治整训，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政治顾问们从制定整训目的，到整训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实施，都给予了全力以赴的帮助。

与此同时，中国军事顾问帮助越军建立了正规的后勤供应和服务体系。

这项工作主要由马西夫负责。

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1950年以前，越军没有正规的后勤供给制度，也没有详细的后勤条例和规定，军队中的经济工作秩序混乱。

马西夫就任越军总供给局顾问，与供给局负责人陈登宁相互配合，在边界战役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为越军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重要的有《后勤总局工作条例草案》，以及军需、军医、军械、运输等方面的工作条例，为越军设立了自成系统的后勤管理制度，制定了供给标准和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边界战役之后，越军即实行新的后勤制度和财务规章制度。

和平战役后，越军的后勤管理逐渐正规化，后勤保障系统初具规模。

在马西夫主持下，中国军事顾问团后勤顾问组对越南后勤军官进行了业务培训，一部分越军后勤干部被送到中国的军事院校学习。

在越南南方，以黎笋为书记的越南南方局率领军民展开了活跃的游击战，渐渐在越南中部蜂腰地带以南和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地区，开辟出越来越大的游击区，有力地牵制了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