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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四章 去向（第3页）

吴安平坚决地道：“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如果连西北军都不能干净利落地击败，我如何敢与北伐大势相逆，肆意攻击苏联和斯大林？绝不是我心血来潮，就将自己摆上反苏的位置，而是从一开始，我就已认定苏联是必须击败的大敌，早在坐着各种的准备。

时间拖得越久，准备也就越充分。”

于右任此时插话道：“如此说，你与吴佩孚、张作霖一样，都是反对赤化的？”

吴安平摇头笑道：“对我来说，无所谓赤化与不赤化，只要对中国有好处，何必管它是赤是绿，是黑是白？主义什么的，无非是手段，强国富民的手段。

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以单一的手段应对，此时合适，彼时就不一定合适。

长远看，对一个国家来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未必就泾渭分明，能一直保持纯粹。”

这其实就是“猫论”

，也是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只是凭吴安平的水平，还远不能在理论层面上，对此做出很深刻的阐述。

照本宣科自然是没问题，但这样半桶水根本就经不住诘问，还不如干脆不戴理论家的帽子，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让感兴趣的人自行归纳和总结，这样或许效果还更好些。

于右任双手握住茶盏，右手中指轻轻在左手背上敲击，然后饮了一口猛茶，有些失望道：“听之有理，但思之却谬误重重，不是那么回事。”

这其实很正常，吴安平这一套说法其实只有在解放军控制区，才能验证出正确性。

这是因为d-7引擎的存在，使他可以在许多方面脱离本时空的限制，保持超然和某种独立性。

在民国其他地方，还是要讲、要将主义的，这既是潮流，也是对时代发展的必然适应。

于右任把吴安平的话往整个民国套，自然便察觉很多谬误出来。

吴安平此来的目的是要和冯玉祥交流，明确其去向，而不是讨论什么“主义”

，所以明知自己的阐述不全面，于右任的理解也有偏差，他还是没做解释，而是又无话找话，向若有所思的冯玉祥问道：“冯将军曾到苏联考察，不知印象如何？”

“还可以。”

冯玉祥没兴致多说。

于右任却来了兴趣：“什么叫还可以？先前你说过许多具体经历，唯独略过自身感想没谈，既然现在说到这里，不如就讲出来让我们听听，看有没有道理。”

他的要求，冯玉祥倒不便拒绝，整理一下思绪道：“在莫斯科，我没见到斯大林，他当时正在黑海养病。

除此之外，我和许多党政军的首脑人物、各界领袖人物、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新闻记者、平民，乃至流亡莫斯科的第三国领导人，都分别进行过一些晤谈。

总体来说，苏联到处洋溢着浓厚的、热烈的气氛，各阶层对共产主义的拥护度很高。”

“我见到了苏联人民政府主席加里宁，他向我介绍了十月的经过和苏联国家建设方面的情况和困难，还问了一些北京政变的事。

我去会晤加里宁时，曾看到外面走廊上有许多老百姓在等着见他，有的是为牛生病的事，有的是为孩子的事，这位日理万机的领导人都不厌其烦地接见、解决问题或让秘书去办。

由此可见，苏共领导人很亲民，这恰恰是民国政治家缺乏的品质。”

“不过，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共产党的严密组织、有效工作、宣传方法、严格纪律、刻苦生活、紧张活动及‘世界’、‘民族解放’等理论。

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震撼人心，所以在苏联期间，我除了会客、参观、讨论之外，一直在下功夫学习相关的知识和理论。”

“现在的中国，到处都是莫名其妙的战争，循环无穷，不知道要打到哪天才算了局。

这样地退而自思，一切的痛心难过，都使我感觉到自己学识不足，办法不够，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救乱局的道路。

通过在苏联的参观学习，我意识到，过去辛苦忙碌那么多年，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今天要想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和指导行动的党组织不可。”

吴安平疑惑：道“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加入共产党，而是最终选择加入国民党呢？”

冯玉祥似乎不想说，但于右任也一再追问，他终于无奈答道：“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共产党组织性太强，个人要绝对服从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