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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四百一十五章大宋最后一批遗老（第2页）

当然，种师道对章楶还是保留了一些。

他从来不觉得“将者杀人王者诛心”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但他猛然发现，钟粟居然是诛心一脉，而且他又是忠心于当今陛下的诛心。

这就有点了不起了，大宋不缺乏能人，但是却缺乏有能有忠心同时还心存大义的人，而钟粟似乎做到了这一点。

虽说他现在赚得盆满钵满，但他却拿出大笔的钱来用于办书院。

办书院这种事情，说得高大上一些，那是为国育才，但其实就是烧钱。

毕竟首先需要花钱搞建设，然后先生要吃饭，还需要工钱，学生未必都是家里有矿的，有些甚至连孝敬一下先生的资本都没有。

但这些钟粟都不在意，只要能够通过入学考试，那便意味着具有一定才能，就值得书院投资。

而且，在学成之后，这些学生还能够得到书院的多方照顾。

文学院毕业的，钟粟会推举他们去参军科考，就算考失败了，还推举他们去各地为大宋服务，同时也为自己谋得一个生计。

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还能够获得钟粟的贷款，然后拿着这些钱去创业。

现在的河西之地甚至西域，的确活跃着不少汴京大学的学生，主要就是出自工商管理学院。

事到如今，其实大宋更多的大臣，已经习惯了大宋的做法，打仗的事情，就是武将的，文臣们就别瞎操心了，意味陛下赵佶都不会随意掣肘，其他大臣和何必指手画脚？

现在曾布代表的，其实已经是大宋最后的一批遗老，他们的不解最终只会带进棺材板里面，他们的遗憾不会得到弥补，因为他们已经错失了新大宋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所以只能拖拽着边走便喘息，直到有一天终于不堪压力，然后被无情地摔进历史的深谷中。

几天之后，曾布显然做了一个第一权相该做的决定，等到打败了契丹，他便准备告老还乡。

倒不是说他觉得对不起大宋，也不是说他对大宋有所不满，而是他觉得，大宋没有了他，一切还是会按照既定的路线继续前行。

此时的他，想起了在嘉佑二年，他和自己的兄弟曾巩一起登临进士科，从此之后开始进入仕途，一时之间也算风光无比。

此后，他又受到王安石赏识举荐，受到宋神宗召见，因为其政策理念与宋神宗相似而受到神宗的赏识。

从内心深处来讲，曾布不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因为他在支持改革派的同时，也看到了新政中的不少问题。

王安石开始实行新政之后，曾布成为王安石新政的有利维护者。

他虽然不完全同意新政的做法，但他也知道，大宋现在面临的问题很是严峻，或许，沉疴需用猛药。

他不仅贯彻落实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实行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水利等新法，而且在新法遭受到顽固守旧大臣的抨击的时候，也多次出面代替王安石与这些人争斗，巩固新法地位。

可是后来，他却成了所谓新法的背叛者。

曾布被说叛离新法，是在熙宁七年天下大旱之时，上书宋神宗批判吕嘉问在执行市易法时用重税来剥削人民。

这个建议并没有错，因为当时吕嘉问严格控制市场价格，将民间商业的流通死死的压制住，一旦有人违法便处以重罚。

对市场的严格把控，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是市易法的初衷。

所以曾布上书批判，并没有错误，也不算是违背新法。

后来宋哲宗亲政的时候，他坚决以章惇为首，作为新法实行的新一任领导人。

章惇后来作为王安石的继承者，在新法施政方面，改正了王安石的某些错误，使得新法的有益之处越发明显，受到后人的赞扬。

如果曾布是新法的反叛者的话，他这个时候就不会推举章惇出来主持新政，而是在站在顽固派一方，反对新政的重新实行才是。

所以，曾布显然不是新法的背叛者，只是在新法出现某些错误的时候加以指正，却被当时人盖棺定论，打上了反叛者的标签。

有时候，做一个清醒的人的确很难。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曾布和苏东坡又有着一下相似之处。

苏东坡在历史上是被归于守旧派，也就是司马光一方的，但事实上，他又和万安石有着很深的个人私交。

从后来的一些想法来看，苏东坡虽然支持守旧派，但也对守旧派的很多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甚至赞同新法的部分政策。

如此依赖，曾布和苏东坡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某党某派，他们其实更加纯粹。

可惜，封建王朝容不得这样不够坚决的朋党人员，所以他们面临着两面受气的局面。

两人其实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得罪了人，不同的是，苏东坡得罪的是一帮小人，曾布得罪的是奸相蔡京。

可惜的是，他们都老了，不然还可以在新的大宋继续发挥更大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