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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公民的关系（第1页）

第一节此章的主旨

以上已经论述政治自由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然而，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就政治自由与公民的关系，对政治自由再进行论述。

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以一定的方法进行分配，从而确立政治自由，这只是从政治自由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说的，我已经论述过。

然而，从政治自由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来讲，政治自由还应是享有安全或自认为享有安全，这就要求以另一种思想仔细观察政治自由。

一般来说有两种状况：一是公民不自由，而政治制度却是自由的，这种情况下，政治制度不是自由的，其自由只存在于法律之上；二是政治制度不自由，而公民却是自由的，这种情况下，公民的自由在法律上看不到，而事实上却是存在的。

要确立自由，从自由与政制之间的关系来讲，就得从法律特别是基本法着手安排。

然而，从自由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来讲，自由一样可以从习俗、风尚以及惯例中产生。

本章要说的就是由某些公民法促成的自由。

另外，在大多数国家中，政治制度对自由的限制，远远没有它实际上受到的侵犯损害严重。

因此，谈一谈特别法是很有必要的，原因是，特别法虽然能伤害各国的自由原则，但对其同样能够起到帮助作用。

第二节公民的自由

从哲学角度来讲，自由就是做自己意志的主人，最起码（如果有必要就所有体系而言）是有做自己意志的主人的感觉。

而政治自由是享有安全，最起码有自己享有自由这种感觉。

优良刑法是公民对自由的主要依赖，因为公诉或私人诉讼对安全的威胁最甚。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刑法趋于完善也一样。

并不是说在哪个地方下的力气大，用的时间长，就能在哪个地方找到自由。

比如亚里士多德说的[483]，在库迈，父母可以为身为原告的儿子做证；比如罗马王政时期，安库斯·马蒂乌斯[484]的孩子被判处死刑，罪名竟然是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谋杀其岳父[485]国王塔尔昆·普里斯库斯，这都是法律的极不完善之处。

克洛泰尔[486]曾制定过一项法律[487]，那还是在法兰克最初的几位国王执政的时候，规定判决必须等到被告为自己做完辩护之后方可做出。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在此之前一定有某些案件或某些蛮族的审判程序是直接做出判决的。

凯伦达斯[488]是第一个提出做伪证要受审判的人。

对于一个公民来说，有冤屈都无法申诉，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某些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刑事审判中那些最可靠的、最应该遵守的规则，并获得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而今后还会有新的这方面的知识被其他国家获得，人类对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事，都不及对这些知识关心。

要确立自由，唯一可行的就是实践，并更好地运用这些知识。

一个国家，一旦拥有这方面的最佳法律，人民拥有自由的程度，哪怕是一个有官司在身，第二天就要被处死的人，也要比土耳其的帕夏更自由。

第三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如果判处一个人死刑仅凭另一个人的证词，这样的法律对自由的伤害无疑是致命的。

假设一个人证明被告有罪，可被告又死不承认，两人各说各的理，这官司也没法打下去了，所以，理性要求做证的人要有两个，因为第三个人的出现，决断就容易多了。

在希腊[489]、罗马[490]定罪时，正、反两方票数相差一即可，而在我们法兰西票数至少相差二，希腊人非说是神明为他们确定了这个差数[491]，其实我们的做法才能符合神明的旨意。

第四节根据罪行的性质量刑定罪有益于自由

如果罪行的特殊性质成为刑法对每一种刑罚确定的依据，无疑是自由的胜利。

如此一来，所有专断将停止，而且不再继续，事物的性质将成为刑罚的依据，而不是立法者心里突然或偶然起的一个念头，而刑罚也将不再被视为人对人施行的暴力。

罪行总的概括起来不外乎伤害宗教、伤害风化、伤害安宁和伤害公民的安全四种，而处以刑罚的依据只能是各类罪行的性质。

对宗教的骚扰行为，因有破坏公民安宁或伤害公民安全的性质，因此，应分别归入第三类或第四类。

所以，我仅把对宗教直接造成伤害的罪行，列为侵害宗教罪，比如只是亵渎宗教，对他人和社会不构成伤害的罪，即单纯亵渎罪[492]。

对于这类罪行，就应该给予剥夺其享受宗教的所有好处并赶出教堂的处罚，禁止其与教徒交往，暂时或永久性的不能与他们见面，并被他们痛恨、憎恶、诅咒和谩骂。

人间司法所管辖的范畴是那些暗地进行的危害国家安宁或安全的事情。

而那些非公开伤害神明的行为，就根本不能在人间司法管辖范畴之内，因为这是人与上帝的事情，如何施行报复上帝最清楚。

如果官员非要插手这种完全没有必要查处的行为，那是多管闲事，纯属一种莽夫行为，是与公民作对、摧毁自由的行为。

这种弊病与害处的产生，是必须为上帝复仇的思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