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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乡试的程序和规定（第4页）

这种搜身，没有一点礼待士人的样子了。

考生进入考场后，按号舍的编号每人一间号舍，号舍外有一名军丁看守，禁止讲问、冒名顶替。

考生在黄昏时要交卷，如仍未完成，发给三只蜡烛，烛灭后即扶出场外。

如果发现考生作弊，按规定予以很重的惩罚。

洪武七年（1374年）规定，在考生点名进场时，要严行搜检，入舍后详加伺察，如发现考生怀挟文字、越舍与他人交换答卷等违法行为，要在考场前枷号一个月，然后斥革为民。

对此，明末人沈德符指出：“科场之禁，在唐宋甚宽，如挟策者，亦止扶出，不锢其再试也。

本朝此禁甚严，至三木囊头（即枷号），斥为编民，然仅行之乡试耳。”

这清楚地表明了明代乡试禁令是十分严厉的，远远地超过了唐、宋。

4.阅卷与录取

阅卷与录取是乡试的最后一个环节，对考生来讲，这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考生答完卷后，经过弥封、誊录、对读等程序后，交由主考官与同考官评阅，并确定录取与否。

（1）草率的阅卷

考生的试卷经弥封、誊录、对读后，形成朱卷，考官对朱卷进行评阅。

一般说来，试卷首先由同考官评阅一遍，选择其中优秀的答卷交给主考官复阅，最后决定去取。

由于参加乡试的考生人数很多，考试试题也很多，考生三场答卷堆积在一起，数量也十分庞大了。

但阅卷官仅主考官与同考官共六人，试卷又限定在十天左右阅完。

这就造成阅卷的仓促突击，敷衍塞责，而无法认真评阅比较。

明代乡试阅卷，逐步形成只注重首场试卷，尤其重视首场的“四书”

义。

只要首场所作“四书”

义的卷子被取中，考官对其他几场的卷子，便不认真审阅了，即使其他几场所答之卷“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1亦皆中式”

。

当然，这种只重首场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完全出于考官有意保护首场取中的考生最终被录取，也是由于考卷太多，根本无法对所有答卷进行严格认真评阅的缘故。

（2）录取名额

关于乡试录取的额数，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直隶府、州、县录取举人一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广乡试录取举人四十名，广东、广西录取举人各二十五人。

但同时规定，如果人才过多，可以突破限额，多录取举人；如果人才过少，也可以低于录取额数。

这一规定仅实行了三年，不久科举考试就停废了。

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颁科举成式，规定乡试所取中的举人不受数量限制，只要中式（即合格）即可充贡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

这一规定施行于洪武、建文、永乐三朝，至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又限制了乡试录取名额，规定南京国子监并南直隶录取八十名，北京国子监并北直隶录取五十名，江西省五十名，浙江、福建省各四十五名，湖广、广东省各四十名，河南、四川省各三十五名，陕西、山西、山东省各三十名，云南、交趾各十名。

总计全国各行省乡试共录取举人五百五十名。

此后，乡试录取的数额屡有增加，尤其是正统二年（1437年）和景泰四年（1453年）乡试录取额增加很大。

至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全国各行省乡试录取额数分别为：南、北两直隶各一百三十五人，浙江、福建、湖广各九十人，江西九十五人，河南八十人，山东、广东各七十五人，陕西、山西各六十五人，广西五十五人，云南四十五人，贵州三十人。

这比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规定的录取名额几乎多了一倍。

从乡试录取数量的地区分布来看，南、北两京普遍高于其他行省，这反映了南、北两京作为明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