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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第1页）

“唐诗三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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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唐诗的内容、形式和风格多姿多彩，要在一部选本里做恰当的呈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过去不少人，有些甚至是一时的诗坛盟主，也都曾尝试选录唐诗，勾画他们心中的唐诗图景。

但历史证明，最好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是一对并不那么出名的夫妇。

蘅塘退士编选本《唐诗三百首》编定于清代乾隆年间，很快就风行海内，几乎家有一册，人人讽诵。

但这部书的编者最初仅署名“蘅塘退士”

，经过现代学者的考证，才推定他是乾隆年间的进士、无锡人孙洙（1711—1778）。

孙洙的仕途称不上通达，晚年退居乡里，与继室太太徐兰英合作，编成这部唐诗选，作为给家中乡间孩童的教本，他自己说是，“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

，“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

。

虽说原《唐诗三百首》的初衷仅是给孩童开蒙唐诗的选本，但其古、近诗体齐备，多录名家佳作，且偏爱盛唐大家，其中杜甫入选最多，计三十九首；王维、李白紧随其后，各有二十九首，他们几位的作品篇数合起来接近全书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一大特色。

再则，对每一位杰出诗人的特色，原《唐诗三百首》的选篇也可谓把握精准，如李白在诗史上是唐前诗歌艺术之集大成者，书中所选能充分体现李白艺术个性的古体诗和乐府便占了二十九首中的十九首；杜甫诗律精严，成就最高，其入选三十九首作品中律诗达二十三首；晚唐李商隐有二十四首入选，而律、绝的近体有二十三首。

三则，就入选唐诗的总体而言，近体格律诗多于古体诗；近体之中，五律多过七律，七绝多于五绝。

这一比例也是符合整个唐诗各体创作数量的情况的，比如五律是当时科举考试的诗体，人们自然更为熟悉，尝试为之者自然也多。

说到唐诗的各类诗体，有必要提一下原《唐诗三百首》的编排。

它大抵是以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为序分列的，而有关乐府则单列于各类诗体之后。

这样先古体、再律诗、最后绝句的格局安排，显示的是传统的学诗路径，因为由古体而近体是古代诗歌发展的自然过程，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观念中，古体诗较之近体诗，更多承担了传达情志、注重风骨的职责，而近体诗似乎更须讲求技术和巧思。

而在今天，如果单就入门读诗之难易而言，其实是不妨从绝句开始，而后律诗、古体的，因为从短什到长篇，从有规范程式到铺张扬厉，总要好把握一些吧。

原《唐诗三百首》固然被历史证明是一部较好的选本，但其选目和处理也并非没有瑕疵。

比如有大家不见踪迹的，李贺以“诗鬼”

之名与“诗仙”

李白、“诗圣”

杜甫、“诗佛”

王维并立，而一首未选；比如有佳作未见收录的，张若虚传世诗篇虽少，但《春江花月夜》堪称巅峰之作，却未蒙青睐；比如有的名篇作者另有其人，却被张冠李戴，《登鹳雀楼》据唐朝人的选本署名是朱斌，如今归于王之涣名下很可能根本就是一个误会。

有鉴于此类情况，我们这次编选时，在基本保持原《唐诗三百首》既有格局的前提下，对相关篇目做了审慎的增删调整（控制在10%左右），以免上述的遗珠之憾，尽可能使读者一卷在手，唐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那些篇章都能欣然在握；在原编疏略甚至确属错讹因而需要订正之处，也做了相关说明，希望或许能就此终止以讹传讹，使读者对唐诗经典作品形成更准确的认知。

我们的最终目的，便是希望让唐诗之富之美，能更好地为当下的读者们接受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