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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应激与精神创伤发生的三要素（第2页）

③人格特质因素如神经质、高敌对性、自卑、疑病等反映个体经常经历负性情绪状态的个性倾向等。

上述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个体对应激的应付能力而增加将来对精神创伤的易感性。

围创伤期最重要的因素除了精神创伤性事件本身的特点和强度外，个体在创伤性事件后的精神、躯体的反应程度，对创伤性事件的态度和评价以及获得社会支持的程度都与精神创伤的形成有关。

如个体对创伤性事件和应激反应的症状以及对自我的不良认知评价、持久性的消极心理应付方式、创伤暴露时主观痛苦体验过于强烈均是形成精神创伤的高危因素。

在生物学指标方面，应激状态下代表急性期交感神经功能增强的静息状态心率增快，外周血低皮质醇水平可能对应激后是否造成精神创伤有预测作用。

除了某些创伤前变量及围创伤期变量如人格特质等持续存在而成为创伤后变量外，创伤事件后变量还包括事后临床干预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事件后遭受的其他生活事件以及个体的一些生物学特点等。

如多数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尿皮质醇水平降低或低剂量地塞米松对皮质醇的“超级”

抑制，有学者认为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负反馈增强及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受体的下调，导致ACTH对CRF的反应变得迟钝。

这种在创伤事件后，中枢神经系统内CRF增加与低水平皮质醇或相对低下的皮质醇反应的分离，有可能会加强巩固创伤事件的记忆，加强主观痛苦感，改变人的心理活动，影响个体整合创伤经历的能力，最终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或恢复延迟。

3.心理保护系统

与精神创伤发生有关的第三个因素是心理支持系统的保护作用。

如果面对困难处境的个体有很好的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无论是经济上的、人际间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源，显然都有利于个体面对应激源时不发生应激反应，或者很好地应对应激处境而使其不对健康造成损害，或者帮助个体从应激反应中尽快解脱出来而不留后患。

不过，社会支持系统对精神健康的保护作用是U字形的，即过少的支持或过度的保护都不利于个体对应激的耐受与适应。

因为在精神应激状态下，许多人都会有心理反应或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体启动的心理应付方式而逐步的恢复正常，只有少数易感的人才可能形成精神创伤。

这一阶段，过度的社会支持或照顾，有时反而不利于个体调动自身的抗压因素而最终恢复正常。

当然，缺少或不良的社会支持肯定也是形成精神创伤的重要因子，这一点在儿童中尤应注意。

因为父母自身的悲痛或者父母自身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疾病可能会减少对孩子的帮助，所以，评估父母对创伤性事件的反应也非常重要。

二、从精神应激到精神创伤

个体正常状态下机体是处于一种内环境的动态平衡，又称为“内稳态平衡”

。

当面临应激事件时，个体要付出努力来解决或逃避（战斗或逃跑）应激事件，此时机体就会发生通常所说的应激反应。

精神应激一旦发生，一般会以一系列的反应体现出来，这些反应包括分子水平上的生物化学反应，激素水平层面上的调控以及系统整合方面的行为、情绪和认知的变化等等，统称为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的目的在于去除或克服应激源对自身造成的不利影响，最终有利于个体的生存及种族的繁衍。

从生物学的水平来说，这时几乎所有的器官都先后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神经内分泌、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胃肠道最先出现功能的改变。

机体此时保持大脑和肌肉功能的能量动员；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体会到的危险或者困难处境上；大脑灌注率和局部脑葡萄糖消耗增加；心输出量增加，呼吸加快，血液重新分配，脑和肌肉的能量和代谢增加；免疫功能改变；生育功能和性行为抑制；食欲和哺乳功能下降等。

这些反应都与增加机体对应激的适应有关。

相对于机体原来的“内稳态平衡”

来说，此时在应激状态下的变化是一种“异稳态平衡”

，个体正是通过这种“异稳态平衡”

来尽快摆脱或战胜应激原以使“内稳态平衡”

恢复。

然而，这种具有保护作用的抗应激损害的“异稳态平衡”

与某些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并无绝对的界限，或者说其本身在某种条件下也可能具有病理生理作用。

如应激时，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的兴奋导致儿茶酚胺（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等）的增加，进而引起心血管系统的反应：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各系统间血量供应的重新分配，血糖升高等，以提高机体应付应激源的能力。

但这种状态如果过度或者持续时间过长，就可能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不利的影响，如小血管的痉挛、血管内皮的损伤等，在有效应激的情况下，这种不良的影响是可逆的，但如果这种状态长期存在或反复发生，那么这种影响就会变成病理性的而难以逆转，成为促发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卒中等疾病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