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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精神病学的人文内涵（第3页）

本书前几版已经提到过，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其于1913年出版的《普通精神病理学》中总结了当时精神病学、心理学界的“方法论之争”

，提出要同时重视解释的心理学（psychologyofexplanation）与理解的心理学（psychologyofunderstanding）。

反思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其论点并未过时，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被赋予新的内涵。

所以，还有再论“两种心理学”

的必要。

简言之，解释心理学关注的是精神和精神病理现象发生的机制和物质基础，解释因果关系；而理解心理学重点则在于精神世界内部的“有意义的联结”

。

在只强调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的生物医学模式中，精神科医生几乎只关心精神活动的形式、机制，却并不关心一个个具体患者的精神本身，即动态地发生的主观心理体验。

这种重物质、轻精神的态度对精神科医生的职业活动是有害的。

近年来，随着神经科学、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学的进展，分析-还原式的研究方法和系统论的循环因果思想，被一起用来辩证地看待心理机制的普遍性和心理内容的特殊性，可以互相补充，引导出整合的理论与技术。

Ghaemi提出，要重新用雅斯贝尔斯的“以方法为基础的精神病学”

来超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因为后者的根本缺陷是仍然缺乏理解的心理学，只是以整体观为旗号，无原则地折中、调和。

所以，既要及时转化、应用神经科学的成果，又要使用人文的知识与情怀，通过雅斯贝尔斯所谓的“共情的理解”

来应对具体的每一个患者，进入其内心世界。

作为一位加拿大的文化精神病学家，Kirmayer形象地说明了临床情境下如何协调运用不同的知识体系的问题。

基于解释心理学传统的精神病理学模式和基于理解心理学的人文社科知识，需要精神科医生通过发挥共情能力来介导，而且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效用。

共情是基于助人者自己的个人成长史、心理素质和心理能力发展而来的，甚至也与自身神经系统中的某些生物学基础有关，比如“镜像神经元”

的功能。

Kirmayer对Jaspers百年前的经典理论深以为然，用了三个德文的关键词来表示三大知识体系及其对应的临床能力——Erkl?ren（解释）、Verstehen（理解）、Einfühlung（共情），并且引用了Jaspers的话：“理性的理解只是心理学的辅助而已，共情的理解才将我们带向心理学本身”

。

共情如此重要，是因为情绪情感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核心成分。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加强了这种认识。

除了让人觉得被理解、认知，共情过程对别人情感的追索、反应、共鸣和调适，可以传达与人共在、温暖、亲近、团结、关切的感受。

与上述见解相映成趣的是，系统思想指导下的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受到文化人类学成果的启发，对3个生命层级上的疾病概念的意义进行了区别：“disease”

——生物医学上可以客观化的障碍，“illness”

——个人心理层面体验到的病痛；“sickness”

——社会层面要通过人际互动才可被别人认识并产生人际意义的病态。

他们分别对应着3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即：“生活着的生命”

“体验的生命”

和“叙事、讲述的生命”

。

其中，第一层生命现象主要使用解释的方法探究和处理，而后两者要用共情、理解的方法来探究和处理。

在近几十年中，精神动力学说可以被视为对人类心理体验进行勇敢探索的例子之一；而文化精神病学，以及开初基于系统理论得到发展，后来又接纳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系统式心理干预，则可以说是关切人类群体动力学的开拓者。

这三个方面的工作，若按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来衡量，至今也没有达到循证依据充足、形成共识的程度。

但是，在医疗实践层面，它们都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赵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