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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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36页）

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

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

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君心涣散，是负恩也。

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

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

曾国藩摆出种种理由，请求开缺，但一句“臣以散员留营”

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栈的寓意。

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廷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

捻，直到将“剿”

捻行动坚持到底。

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行，而是严厉地申饬。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

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了寄谕：

着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

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

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

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

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

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

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

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

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

。

而自己能否与地方官友好相处，这一点曾国藩没有信心。

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

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

“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

一连几天，曾国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

此时，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又接到了朝廷谕旨，暂缓赴京陛见，令其回两江总督任，由李鸿章接任饮差大臣，办“剿”

捻事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总结出来的这套对待拂逆的方法更多地属于道家哲学中以柔克刚的内容，显得过于被动。

然而，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乱世之中，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高明的处置办法吗？

引人深思的是，曾国藩不仅把逆境称为逆境，而且把顺境也称为逆境，因为他要求自己在顺境中看到逆境，这大概就是他一生成功的关键所在吧。

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

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又开导曾国荃说：“极盛之时，每虞蹉跌，弟当格外小心。”

“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与攻击，多于来自敌对阶级的真枪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