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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五 大庆王朝终（第1页）

隆昌七年，刘文秀，白文选先后逝世。

隆昌八年，李来亨，郑经也相继去世。

同年末，郑藩被进一步裁撤，已然名存实亡。

这一年，大理寺的两个大法官也意外死在了家中。

北直隶公民议会的议员同样意外多发，大庆政局隐隐有动荡之势。

同样是这一年，原本只用于军队中的“养老金制度”

拓展到了工坊的在职工匠，隆昌皇帝更是颁布了圣旨，要求户部每年下拨百万白银，进一步推广乡学，要建设更多学堂。

于此同时，各地的官营医药局，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冒出，大庆王朝在孙可望的遗诏作用下，医疗保健事业迅速发展。

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三十多年来，朝廷对于商业，技术的鼓励，生产力大幅提升，人口也得以迅速恢复，整个社会生产剩余更是大幅提高。

大庆仍旧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朝廷，虽然在孙可望统治的几十年间，民间的各种思想风云激荡，喷涌而出，但除了少数几种极端激进的思想，明目张胆地批判以外，整个社会思想的底色，依旧是儒家的。

说来，这倒是中华文明独一档的东西，他的宗教看似没有，好像并不存在后世史学研究上，西方意义上“君权”

和“教权”

的斗争，但某些不可质疑的，不能挑战的，类似于宗教神学的东西，又似乎一直存在着的，约束着人们的思想，驯化着人们的性格，靠着亲情血脉，纲常伦理，完成对于每一个个体，最彻底的控制。

这倒不是说亲情血脉，纲常伦理是这片土地上特有的，只是其中对个人的约束，对于整个社会环境，思想意识的塑造，却是和别的文明，迥然相异的。

这些东西，这些意识在这片土地上，渗透进了所有人的心眼里，就好像是信教的人，在教徒之中一样。

因为中华文明在某些方面的早熟，导致了所谓的“教权”

，早已经依附于“君权”

，然后又在上千年的时间里，驯化渗透了“君权”

，使得“君权”

为之服务，并被君权借之巩固统治。

或者说，“君权”

和“教权”

，也可以叫“道统”

和“政统”

，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是完全的寄生的关系，“政统”

或许需要“道统”

的支持，但是随着制度的愈发完善，所谓的“道统”

已经难以制约“政统”

了，成为了“政统”

的武器。

但所有的人，又都在“道统”

构建的世界里面，规矩里面，不断挣扎，包括了所谓的皇帝君主，把控“政统”

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