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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乡有野贤（第3页）

，是和“大杜”

相区分的。

前汉武帝时先后任廷尉、御史大夫的杜周与杜延年父子皆明习法律，时人称杜周为大杜，杜延年为小杜。

此父子二人皆有律学传世，杜周所传是《大杜律》，杜延年所传自然就是《小杜律》。

“律”

和“令”

虽并称“律令”

，但却是两种不同的法典，“律”

是禁止法，是对犯人的惩戒法，是刑罚法典；“令”

是命令法，是行政法，是非刑罚法典。

和“令”

相比，“律”

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相对的稳定性。

“律令”

是死的，是死条文，不会变，但“律令”

本身不会执法，执法的是人，是人就有不同，或宽仁、或严苛，“治狱有宽严”

，即所谓“罪同而论议”

。

同一个罪行，所欲活就“附生议”

，所欲陷就“予死比”

。

律令的比附解释不同，传习便呈现分歧，遂有“章句”

之出现。

“章句”

即“离章析句，求义明理”

，本是儒生阅读古籍的一种分析方法，如《春秋》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

借用到律学上，也就出现了律章句，采用训诂学的方法分析汉律，阐发法制，《大杜律》和《小杜律》就是由此产生的。

汉承秦制。

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前汉武帝“外儒而内法”

，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不可“纯任德教，用周政”

，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说传播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有许多的世代衣冠，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的律法名家。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时属郑，后郑国被韩国所灭，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在战国末期集发家思想之大成，以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逐渐地在颍川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

的社会风气。

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此中的翘楚。

也因受这风气的影响，颍阴荀氏虽是标准的儒学传家，但当年荀贞从荀衢读书时，也学过律法，读过《大杜律》、《小杜律》，虽谈不上精研，只是泛读，但对其也大略了解，当下选《小杜律》中的几句话，随便举了个案例，让这里监门来分析断案。

里监门对答如流，虽无新意，但律法之断案本就不需出新，只要中规中距、公正平允就算合格。

荀贞越发惊叹，又问道：“《小杜律》之外，你还学了什么？”

“父亦通《诗》，擅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