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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的南宋（第12页）

，是戏剧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地位。

南宋临安的瓦舍数量据各种史籍记载，共有24座，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

，即在瓦舍中只有一个勾栏的娱乐场所。

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

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

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

。

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称，汴京“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

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上一直演到晚上，从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

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

。

《东京梦华录》中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可以想见，当年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

粗算一下，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

古词

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

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流传较广。

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

。

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

，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体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

（《滹南集》卷三十七）的结论。

史学方面，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胡寅《读史管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传入北方，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可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

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各有专长，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

赵秉文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在诗中说：“伤哉绝笔《大事记》，读经未了已亡身。”

（《滏水文集》卷九《和杨尚书之美韵》）。

金亡之后，北方的《通鉴》学发展很快，出现了元好问所说的“武臣宿将讲说记诵”

的热门现象，随之还出现了《陆氏通鉴详节》、《集诸家通鉴节要》等《通鉴》学著作。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南宋的灭亡，以及游牧民族对南宋先进生产关系的毁灭性打击，使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从此逐渐转向衰弱，并最终没落于世界主流舞台之后。

南宋与金国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之类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

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射。

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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