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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家（第5页）

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

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

故法家之重人治，与其信赏必罚，理实相通，皆出于法自然之说者也。

法家贵综核名实，故其所欲考察者，恒为实际之情形。

执旧说而谬以为是，法家所不取也。

职是故，法家恒主张变法。

《韩非子》曰：“古之毋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

《南面》。

此即务察其实，而不眩于虚论之精神也。

又曰：“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

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

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

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

此则既明实际之情形，而断以行之者矣。

商鞅吴起之徒，所以一出而收富国强兵之效者，以此。

术家之言，千条万绪，而一言以蔽之，不外乎“臣主异利”

四字。

盖社会之组织，非至极安和之境，则公私之利害，终不能无相反之处；而凡人之情，必皆先私而后公，此督责之所由不可废也。

不特有特权之官吏为然也，即受治之人民亦然。

故《韩子》又言“法为人民所同恶”

。

此法、术二家之所由相通也。

臣主异利之义，《韩非子》中《八奸》《奸劫弑臣》《备内》诸篇，言之最切。

法为臣民所同恶，见《和氏》篇。

职是故，法家之治民，乃主从大处落墨，而不主苟顺民情。

《韩非子·心度》篇，谓“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从其欲，期于民利”

是也。

今有孺子将入井，人见而止之，或不免婴孺子之怒。

然谓孺子之入井，为有求死之心固不可。

则止之若违其欲，实顺其欲也。

人孰不欲利？然能得利者卒寡，不能得利者卒多，何哉？昧于利不利之故，不知利之所在也。

故顺人之欲者，未必其为利之；反人之欲者，未必其非利之也。

特欲或隐而难见，或显而易知。

当其隐而未见之时，无从家喻户晓耳。

故曰：“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

此义主张太过，有时亦有流弊。

盖不从民欲，当以民利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