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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谈艺术创作（第9页）

周恩来走到麦克风前，用双手向四周做了个停止的动作，然后双目又环顾了一圈，才开口说话，但是他一讲话，不由得让人愣住了。

他说：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3000多人中间像丢了个大炸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大家沸腾了……

1965年国庆节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虽然告别了舞台，但是周恩来的心却没有告别《东方红》。

也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司的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3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

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进行座谈。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

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

“情深谊长”

一场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团结少数民族头人，头人给红军带路的事。

后来在拍摄中，有人觉得表现头人不好，就改成老人。

周恩来看后指出：

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

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

从1964年夏天周恩来开始策划《东方红》，到共和国15周年献礼，再到1965年国庆节拍摄成电影公演，前后仅一年时间。

观摩京剧现代戏

1964年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盛况空前。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主持会议，文化部部长茅盾致开幕词，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工作者5000多人出席。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会演的全体人员。

中国京剧院推出了《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团也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芦荡火种》、《杜鹃山》等。

6月23日，周恩来等人和参加会演的300多名京剧工作者举行了大型座谈会。

在会上，周恩来作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京剧大演现代戏是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的，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一定要毛主席关于文艺方向的指示贯彻到底，一定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处理戏曲革命的中心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大家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周恩来看了天津市京剧团的《六号门》和唐山市京剧团的《节振国》演出，并给予关怀和鼓励。

李荣威是著名的京剧演员，他10岁时进入尚小云的戏班学戏，受到尚小云亲身传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成为花脸演员，师承净行大师侯喜瑞，传承了京剧“侯派”

花脸精髓，被称为“小金少山”

。

1956年，李荣威在天津演出时被天津中国大戏院经理看中，加入即将成立的天津京剧团。

1964年全国京剧汇演，李荣威在京剧《六号门》里塑造了新中国当代工人形象。

为了演活《六号门》，李荣威研究主人公的行动坐卧、思想境界以及他生活中的其他细节，还几次到东货场工人们中去体验生活。

汇演当天，李荣威在体验生活回来时过于疲劳，将腰严重扭伤，被送到人民医院检查治疗。

他对医生说，“只要能让我坚持演出，吃什么药都行。”

以后一段时间，他的生活几乎都是医院剧场一条线，每演出一场下来，他都不敢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