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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第2页）

也就是说，历代政权对秦制的实际继承，在西汉之后更趋完整化。

这一历史现象说明，历经秦末乱世的复辟劫难，又再度经过西汉初中期“诸侯王”

引发的动荡，历史已经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则基本道理：从秦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结局只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动荡；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激荡而锤炼出的秦制，是适用于社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是有利于华夏民族长远壮大发展的。

从实际制度的意义上说，秦文明在本质上获得了完全的历史认可。

然则，在历史意识的评判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西汉王朝发端于反秦势力。

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西汉政权不可能对秦帝国及秦文明在道义上给予认同。

否则，西汉政权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义性。

对于历来注重道义原则而强调“师出有名”

的古老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将“吊民伐罪”

作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于注重政治行为的道义原则。

若对方不是有罪于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

，而不是“讨”

或“伐”

；既是天下“讨秦伐秦”

，则秦只能是暴政无疑。

这便是中国古老的政治道义传统所蕴含的逻辑。

虽然，刘邦集团的社会根基不同，决定了其与六国贵族的复辟反秦具有种种不同。

但在指斥秦政，从而使自己获得反秦正义性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其间区别，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

如前所述，六国贵族对秦政是仇恨攻讦，是蓄意编造谎言。

而刘邦集团的指斥秦政，则仅仅限于泛泛否定。

细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本人终其一生，对秦政的评判只有两次，且都是同一句话。

一次是最初的沛县举事，在射入城邑的箭书上说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

另一次，是在关中约法三章时，又对秦中父老说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另外，还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一件事，是刘邦在称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临死之年的冬天，下诏为战国以来六位“皆绝无后”

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户守冢制度：陈胜及赵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户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对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

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封民户为秦始皇守陵，刘邦是唯一的一个。

与之相对比的是，汉武帝泰山封禅时，儒家大臣已经可以明确提出秦始皇不能进入封禅之列，而汉武帝也采纳了。

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国的统计官张苍为“计相”

，并“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

。

实际上，便是以萧何为总政丞相，以张苍为主掌经济的副丞相。

以秦帝国经济官员为自己的经济丞相，刘邦实际推行秦政的意图是很明确的。

这位张苍，后来在汉文帝时期一直擢升至丞相，总政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