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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第3页）

其时，甚至连西汉王朝的历法、国运、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动。

这种原封继承，一直延续到汉武帝。

与刘邦同代的开国重臣，也鲜有系统指斥秦文明的言论。

最典型者，是大谋士张良。

张良曾经是韩国末世的“申徒”

（民政经济大臣），纯正的六国贵族，且其青年时期始终以谋杀秦始皇与鼓动复辟反秦为使命。

但是，在投入刘邦集团后，张良却只以运筹谋划为任，从来没有涉足实际政务，也从来没有对秦政做出过公然指控。

刘邦称帝后，张良便事实上隐退了。

身为六国贵族，张良的政治表现前后有巨大变化且最终退隐，颇值得探究。

历来史家与民间演义，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

说之。

实则不然，张良的变化，实际与刘邦集团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

张良既不能使刘邦复辟诸侯制，又不愿追随刘邦实际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抛开历来的政治企图，而走入修身养性的“神仙”

道路。

此当较为接近历史之真相也。

刘邦之后的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体相同：极少涉及评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几句宽泛指斥。

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前，对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阶段——出于必须的反秦正义原则，仅仅对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须性的感性评判而已。

于是，“天下苦秦久矣”

便成为笼统的代表性说法。

这种感性指斥，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西汉对秦文明的评判，由感性向知性转化，开始了大规模的理念探究。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西汉政权已经稳定昌盛，开始了结文治武功方面的种种难题。

武功方面，是大力连续反击匈奴。

文治方面，则以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的历史矛盾为基点，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法则。

在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标的实现体现为两个方面：既涌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梳理华夏足迹的经典史书——《史记》，又涌现了大量的审视秦文明的言论与文章。

从总体上说，西汉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以及对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现出相对客观的态势。

所谓相对客观，是西汉评判大体摆脱了秦末复辟者充满怨毒与仇恨的心绪，开始从论说事实的意义上评判秦文明。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汉学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秦政，都极少引用秦末复辟者咒骂秦政的恶辞，都是在陈述自己认定的事实。

尽管其中不乏大而无当的囫囵指责，但就其基本面说，相对客观了许多。

但无论客观程度如何，西汉对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来越趋于理论化。

具体说，为西汉官方认定的《史记》相关篇章中，尚很少对秦文明作总体指斥。

在《货殖列传》《河渠书》《平准书》等综合性叙述篇章中，都是铺叙历代经济功绩与地域风习，基本不涉及对历代文明演进的阶段性总体评判。

即或在专门叙述意识形态变化的《礼书》《乐书》《律书》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

在《礼书》中只有一段隐约肯定又隐约指责的说法：“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

至于高祖……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

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后的“太史公曰”

中，偶有“秦失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