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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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32页）

这就大大减弱了江西省内湘军的战斗力。

凡此种种，使曾国藩异常郁闷。

他写信给儿子说：“军情变幻不测，春夏间方冀北贼指日可平，不图七月有庐州之变，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变，又有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

但愿尔专心读书……则余在军中，心常常自慰。”

从此，曾国藩再不唱一年内肃清太平军的高调了，而且“公愤私戚，意绪瞀乱”

。

他“因久住建昌，无所作为，欲拔赴湖口，又恐闽贼来窜抚、建，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屡次占卦，亦智略不足”

。

但是，曾国藩仍然是镇定的，头脑是清醒的。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分析了建昌东面的福建连城一带、南面江西信丰一带与北面景德镇一带的太平军的情况。

三处虽均距建昌在五百里以外，但连城太平军人数少，“闽事不足深虑”

，赣南太平军则“尚有畏避官兵之意”

，且有开赴湘南的趋势，只有“景德镇之，无论东犯广信，西犯湖口，皆为莫大之患”

。

患在哪里？他认为，在江北三河溃败、安庆撤围的情况下，“若使南岸彭泽、湖口复有蹉跌，则九江亦且岌岌可危”

，湘军在整个战场上很可能糜烂于一旦。

因此，他强调，“就大局而论，景德镇情形又较重于南路”

。

于是他立即将自福建折回的张运兰部调至景德镇，与统带饶防兵勇的刘于淳汇合。

舍东舍南而图北，是曾国藩很重要的一着棋，为他后来进军安徽、包围金陵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曾国藩一生大半时间是身处官场之中，遭受的拂逆可谓数不胜数，这些拂逆有来自同僚的，有来自部下的，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上司的。

那么，在这众多的拂逆面前，曾国藩是否真的做到了“圣贤之用心”

呢？

在此，我们举出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是曾国藩兵陷江西的例子。

咸丰六年，在江西战场上，虽然先后有三支从湖北、湖南赶来的援军，但曾国藩部已被强大的太平军打得晕头转向，在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昔日陷岳州、夺武昌，连帆东下的军威荡然无存。

时过一年多，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仍不无遗憾地说：“前在珂乡二年，毫无功效。”

在政治上，曾国藩在江西的两年也处于相当困窘忧郁的境地。

咸丰帝既要利用他，又不信任他。

大臣的进谗与讥评，固不待言，即使以江西巡抚陈启迈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也认为曾国藩越权侵官，故意与之倾轧，多处掣肘。

曾国藩要在江西重建水师，陈启迈却说江西本省毋庸设立；曾国藩请河南候补知府刘于浔设立船厂，陈启迈一会儿写信说，江西要在厂内取去若干船只，一会儿又写信说，不复需用。

曾国藩调罗泽南部会攻湖口，陈启迈却调他防景德镇，旋又调他西往义宁，回头又调往湖口，曾国藩几次都复信屈从。

当时太平军已占领义宁，江西官军往援，被太平军打败。

知州叶济英、粮储道邓仁坤请求罗泽南率众援助，陈启迈“以泽南客军，当还攻九江，又与曾不能相能，不肯言用。

客军固请，乃许，然中止者数”

。

最令曾国藩难堪的是，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在县内办团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看中，曾两次与陈面商，拟带他至军营效力，陈启迈当面含糊其辞，背后却命按察使恽光宸以彭寿颐正与彭才三打官司为由，将彭寿颐投入监狱，严刑凌虐。

曾陈两人针锋相对，几至不能容止。

曾国藩气急败坏，再也不顾自己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的情分，于咸丰五年六月二十日（7月23日）上了一本《参奏江西巡抚陈启迈折》，指控他有虚报战绩、欺君罔上，朝令夕更、反复无常，保举不公、练团解体，徇庇下属、纪纲废弛等四大罪状。

于是咸丰帝将陈启迈和恽光宸革职查办。

虽然曾国藩出了一口气，但是接手的江西巡抚文俊并不因此与曾国藩和衷共济，依然对他排挤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