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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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33页）

王定安评论说：“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

这还是仅就曾国藩与地方主要长官的恶劣关系说的，即使与省中一般的文武官僚、绅士、良民（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曾国藩也是不敢亲近、不能亲近、隔阂重重，以致处于孤立困厄的境地。

他丁忧回藉后，仍然对此不能忘怀，给正在吉安前线的曾国荃写信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万轩是也）。

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

曾国藩的一腔衷情，娓娓诉来，想曾国荃读了，一定曾为阿兄暗抛怜悯之泪。

粮饷是军队的大事。

无饷则勇溃，有钱便卖命，这是湘军的特点。

而曾国藩驻江西两年，在筹饷这件事上也是困窘忧郁的。

湘军的饷需原先完全由湖南供应。

在出征鄂、赣之后，后方越来越远，转运艰难，常有无以为继之虞。

因此曾国藩在兵败湖口、退守江西后，立即上奏朝廷道：“今贼匪占踞汉口，臣军远隔下游，粮道已断，四川、湖南之饷，不能远解来营，即去岁准陕西饷下欠二十万两，亦不复解至臣军矣。

仅恃江西捐项，臣等水陆万余人，殊不足以资接济。

相应请旨饬下江西抚臣陈启迈于四年漕折项下，每月酌拨银两以济臣军。”

朝廷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

据曾国藩自己估计，他在江西的两支陆师和一支水师每月需银九万两，但是陈启迈总共只给他数万两漕折银，而且“借此挟制，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以此掣人之肘而市己之恩”

。

欠饷、缺饷给曾国藩带来的不止是个人的苦恼，更主要的是军事上的恶果。

咸丰七年初，毕金科部驻饶州，因久未领粮饷，面有菜色，多次索饷亦无结果。

后来，“有司者责君，能破景德镇，军食可图也”

。

鲁莽的毕金科于是率领饥疲之勇千余人，贸然骤攻景德镇，陷于太平军的包围圈中，死于阵前，全军亦随之覆没。

这件事对曾国藩的刺激很大。

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荃攻占景德镇后，到毕金科战死的地方去凭吊，并令人立碑。

后来，曾国藩又特作《毕君殉难碑记》，其碑铭说：“人心之贼，一矢或伤。

内畏娼嫉，外逼强寇。

进退靡依，忍尤丛诟。

郁极思伸，矫首砥天。

徒飞无翼，或坠于渊。

渊则有底，愤无已！”

这与其说是追悼毕金科，不如说是曾国藩在江西两年的自伤自叹。

可见，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曾国藩那种“动心忍性，委曲求全”

的圣贤用心是无法发挥的，因为，粮饷是军队的生命，岂可一忍了之。

幼天王遭擒图清

天京失陷后，幼天王在李秀成等的护送下出城，转至安徽、浙江等地，拟往江西会合李世贤、汪海洋等部再图中原。

但在转至江西玉山之际，为清军所袭，后被俘虏，一个月后，在南京殉难。

第二个例子是天京攻破后来自上司甚至朝廷的猜忌、怀疑、防范甚至威逼。

金陵攻克以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方山居民于城外逮住，解交曾国荃军中。

部将萧孚泗等为了冒功，却呈报是他们派兵拿获的，并且把解送李秀成的乡民们绑起来拷问，勒索李秀成随身所带金银珠宝。

与这事有关的将领兵弁，不是曾家的亲戚，便是邻里乡亲。

曾国藩兄弟明知萧孚泗等人胡作非为，大损湘军声誉，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置之不问。